紫虬：理性还是迷信——也谈疫情中的市场、市长与社会主义政治
共产党员志愿者为骨干的各级干部队伍、基层社区、乡村组织在这次新型肺炎防疫中，所发挥的积极作用，是不忘初心主题教育成果的一个检阅。阴暗面总是存在，但为什么离开市场就必然是权贵，官员的寻租呢？抹杀全国一盘棋的社会制度优势，抹杀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中积累起来的，只有中国有、外国少有的宏观调控经验的宝贵，抹杀干部队伍的进步，是市场宗教派的一贯套路，用“市长”二字偷换概念，怎么能长久呢？
【本文为作者紫虬向察网的独家投稿】
新型肺炎疫情以来，市场机制的盲目性又一次清楚的显现出来：六十元的白菜，百元的口罩，此起彼伏。国外无论电商亚马逊，还是美国的沃尔玛、CVS、Home Depot的网上信息，口罩有价无市，一两周后供货，或无货供应。又一次显示，从猪肉到口罩，中国人缺什么，国际价格就飞涨什么，中国人生产什么，什么就可以白菜价。
按消费心理学，价格越涨越买。出于对疫情的恐慌，对口罩等必需品的囤积是自然的，2003年非典疫情过去，人们五十步笑百步地相互调侃，以表达庆幸和轻松，家里抢购的白醋可吃三五七八年？生产和消费的失衡，在危机时更显突出。
找市场还是市长？这是1月28日国内著名媒体载文，在当下这个关键时点，重弹老调，要求政府不要管控价格，尊重市场。前些日子将华为引入舆论漩涡的“雇佣者“，也要用资本价值观主张口罩涨价。
找市场还是市长，是市场宗教派专家屡试不爽的话术。限制性选择，是社会传媒学中的技巧，被娴熟的运用于西方各种政治民意测验设计中，也是营销培训师经常用的一个例子：小伙子约姑娘看电影，要想成功，不能问去不去，而是要问7点去还是8点去？——总归都要去。
按照市场宗教派的观点，离开了市场就得必然由官僚说了算，必然有寻租，必然有权贵，这是“吴市场”数10年如一日的喋喋不休。总之，没有了其他选项，在市场与市长中，人们当然不能自甘于权贵官僚寻租，只能进入膜拜市场的套路。
可惜这种限制性选择，来自于西方，未必适应中国，这是个南橘北枳问题。在中国，在市场、市长以外还有大量社会主义中国特有，西方不具备，因而不了解，甚至恐惧的元素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社会实践证明，这些元素中有的往往是决定性因素。这在从非典到新型肺炎的危机中，更为明显。这些元素有：
1， 千百年来的中华优秀传统，从大医精诚到舍身取义。唐代孙思邈告诫医生诚心救人，“凡大医治病，必当安神定志，无欲无求，先发大慈恻隐之心，誓愿普救含灵之苦”， 对待病人，无论贵贱贫富，老幼美丑，无论亲仇，交往密切还是一般朋友，无论民族，无论愚智，一律同样看待，都像对待最亲近的人一样。“医人不得侍己所长，专心经略财物，但作救苦之心。”孙思邈告诫道：“如此可为苍生大医，反此则是含灵巨贼”，“含灵巨贼”也，即人类大害。
这是文化传统，伴随千百年来的商品经济而存在，从来没有被市场金钱所玷污同化。
2， 在危险面前毫不利己，专门利人的白求恩精神，冲锋在前的逆行精神。这是共产党员和先进群众迎着危险和艰难，决然而上的精神。从坚守岗位，主动报名参加的疫区和各地军民医疗队伍，到自发赶往医院工地的农民工，再到疫区和人员流动集中场所的志愿者等等。不顾自我安危，不计报酬，成为战斗在危机一线的拼搏者，请问，什么市场机制可以衡量他们的奉献价值？
3， 一方有难，八方支援的精神，群防群治，人人参与的精神。从各地捐献给武汉的医疗、蔬菜等各种物资到千千万万海外游子购买口罩发回国内，各行各业，无论公私各种经济成分都在为抗击疫情动脑筋想办法做奉献，危难在前，把西方经济学市场经济的个人主义基石冲到了爪哇国，什么曲线，什么模型能解释这种全国现象的实质，衡量其价值？
4， 党组织的核心作用。也是1月28 日，中央发出号召：
【“各级党委（党组）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，把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全面动员起来，发扬不畏艰险、无私奉献的精神，坚定站在疫情防控第一线，做到哪里任务险重哪里就有党组织坚强有力的工作、哪里就有党员当先锋作表率。”】
这个自秋收起义后三湾改编支部建在连上以来的组织举措，构成了中共近百年来从胜利走向胜利最核心的原因之一。这个社会主义中国特有，西方望尘莫及的优势，被市场宗教派用简单的市场和市长选择的话语体系，轻而易举的排除在外。这种核心竞争力，核心价值观，岂能是市场机制的坐标可以衡量的。
5， 刀口向内，自我革命的干部队伍建设。我们有新中国干部作风风清气正的传承，又有今天不敢腐、不能腐、不想腐的干部队伍机制的初步建立，108亿只口罩的一再口误所反映的胸中无数正在公众目光中煎熬，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。共产党员志愿者为骨干的各级干部队伍、基层社区、乡村组织在这次新型肺炎防疫中，所发挥的积极作用，是不忘初心主题教育成果的一个检阅。阴暗面总是存在，但为什么离开市场就必然是权贵，官员的寻租呢？抹杀全国一盘棋的社会制度优势，抹杀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中积累起来的，只有中国有、外国少有的宏观调控经验的宝贵，抹杀干部队伍的进步，是市场宗教派的一贯套路，用“市长”二字偷换概念，怎么能长久呢？
6， 吸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，除了雇佣劳动制度以外的市场要素调配，是社会主义发达的商品经济必须要做的事情，是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的要求。改革开放以来，我们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。但是，每一个成就都是共产党的宗旨和资本主义成分矛盾斗争的结果。市场宗教派故意抹杀社资矛盾性，将其简化为市场与市长的关系，这在我们党内产生了恶劣的影响。主要媒体元月28日文章中的市场崇拜观点，一些部门长期以来坚持的公共服务私有化的观念，这些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是离心离德的，对这些错误的观念必须开展思想斗争，通过批评，统一认识，实现团结。
回顾这几十年以来，在某些片面认识影响下，在公共服务引入市场经济以后，特别是私有化作为实质性先导以后，凡经历过或了解到白求恩精神指导的赤脚医生救死扶伤的中国人，都亲身感受到，极端市场化，就是把医院和医生引向人间大害“含灵巨贼”的机制。“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，除了冷酷无情的‘现金交易’，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”。“ 它把医生、律师、教士、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”，医患关系就成了“纯粹的金钱关系” 。（均引自《共产党宣言》）
从社会主义的公共服务，到新自由主义的全盘市场化、私有化、自由化引导的公共服务，是社会主义制度进程中的大倒退。马克思在晚年，评价落后的俄国“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， 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”（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第三卷，765，马克思：给维· 伊· 查苏利奇的复信，1881.2）。“ 它能够成为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制度的直接出发点，不必自杀就能开始获得新的生命”（同上，770）。在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之下，令亿万人民饱尝了地沟油、套路贷这样的人间灾难；特别是公共服务领域的市场机制，激发了人性丑恶，令医疗成为一种对穷人的索命、返贫机制；令教育、学术成为雇佣、依附机制，住房、养老、退伍安置等，都一概成了资本压榨机制。从为人民服务到资本投资回收至上，利润至上、压榨式的公共服务市场化私有化，正是马克思所说的“自杀”。对于这种违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，不符合党的十九大以来历次会议精神的观念和行为，在抗拒新型冠状肺炎的斗争日益激烈之时，人们不禁要问，还要持续到何时？
2020年元月2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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